我国古代空气消毒的发展脉络

中国古代空气消毒的发展脉络：空气是人类和其它生物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空气质量的好坏对人的健康有重要的影响。人体需要不断地同外界进行气体交换，“以成人一次吸入空气量为500毫升计算，则每天吸入空气量为12立方米”，成人每天平均吸入的空气的质量比摄入的食物10倍还多。洁净的空气缺乏微生物生长所必需的水分和养料，加上日光中紫外线的照射，因此空气并非是微生物理想的生存环境。但是，由于自然因素、人类和动植物活动的影响，空气可被多种化学污染物和生物性有机颗粒所污染，其中生物性有机颗粒占到了总数的2/3。有研究表明空气中“…非生物颗粒仅占33%，生物性有机颗粒却占67%”。空气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途径，结核杆菌、军团菌、流感病毒、麻疹病毒、曲霉菌等多种细菌、病毒和真菌都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我国古代对空气的认识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因此，空气是人类科学发展中认识较晚的一类物质。

    虽然如此，中国古代对空气还是有一些模糊的、思辩的认识。东晋葛洪《抱朴子》云：“人在气中，气在人中。天地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虽然葛洪“气”的概念与现代意义上空气的概念差别很大，但无疑，这里“气”的概念是以空气的概念为基础的。《新修本草·梁·陶隐居序》说的更为具体一些，对空气与人健康关系的描述作了形象的比喻：“人生气中，如鱼在水，水浊则鱼瘦，气昏则人疾。邪气之伤人，最为深重。””直到明代，中国古人还是停留在这个思辩的认识层面。周琦在《东溪门谈录·性道谈》中说：“人在天地大气中，如鱼在巨浸内。人以气活，鱼以水活。人在气中不能见其气，鱼在水中不能见其水。大气不坏则寒署灾祥各得其正，…大气坏而偏跛焉，如巨浸坏而鳞无以托耶。”中国古代对空气传播疫病的认识据现有文献资料，中国古代疫病防治可溯及殷商时期。现存中医学最早的典籍《内经》是后世医家治疫防疫的理论源泉，《内经》不仅强调“六淫致病”“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化之变也”,也强调“毒气”致疫,认为疫病是经空气传播的:“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葛洪则提出了“病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的见解,认为疫病的发生是“鬼毒”这样的致病源夹杂在“病气”中传播的。隋时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对疫病的空气传播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在《注病诸候》中有“气注”类的传染病。书中记载“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者多相染易。”“气注候,风邪搏于肺气所为也,肺主气,通行表里,邪乘虚弱。与患注人同共居处,或看侍扶接而注气流秽,染易得注。注病(疫病,传染病)是可以通过“注气流秽”的途径传播;宋代医家庞安时则是最早明确指出传染病可以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人。他说: “凡温疫之家,自生臭秽之气,人闻其气邪气入上元宫,遂散百脉而成斯病也。”比庞安时的说法更为明确的是明代缪仲淳,他说: “凡邪气之入必从口鼻”,指出“邪气”是从口、鼻进入人体内的。稍后的吴有性在其1642年著成的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疫病专著《温疫论》,中认为,时疫之邪不同于伤寒等其它疾病,“疫邪”由口鼻入,且“邪伏膜原”:“疫者感天地这戾气,...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伤寒之邪,自毫窍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A.”吴氏不仅指出了致疫的“戾气”由口、鼻而入人体,而且还指出了“戾,气”进入人体后的传变规律。

    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认识到空气和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并且自发地认识到空,气是传播传染病的途径之一。自然地,运用熏烧药物的方法,消除空气中的“秽气”、“恶气”或“邪气”,就成了古代人们改善空气质量,防止疫病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

 空气消毒就是要除去或杀灭空气中的致病菌。中国古代对空气虽然没有这么深入的认识，但是却在防治传染病的医学实践中产生了独特的空气消毒实践。无论在古代中国或古代西，总会有许多医学实践或技术是在缺乏理论支持的状况下产生的。“古代社会中科学与技术间的复杂关系，一个有效的实用技术的产生可以孤立的，甚至是在一种错误的理论指导下产生。”尽管中国古代空气消毒的效果不能充分肯定，但是从科学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空气消毒思想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